J9九游会官方网站吴靖 数码资本时代的反文化运动基因今日保马推送的是吴靖老师在青年文化节“复活的乌托邦”讲座中的内容，就“数码资本时代的反文化运动基因”这一问题，吴靖老师从“数码（信息）资本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硅谷新经济的两副面孔”、“ 反文化运动的诉求”、“潜流与嬗变：科技如何加入”四个部分进行探讨，指出在科技内部，社会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遗产仍旧存在，并不会被科技公司的营销和包装完全收编，科技不仅能够和资本主义的力量结合，还可以和人民的力量结合，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去理解和推动科技。

　　一个是数码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这个概念和信息资本主义、或者信息社会，大概是一套概念体系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基础概念，但是最为核X心的是，“新资本主义”是什么？我们是通过某种技术来定义的。从卡斯特尔、丹尼尔·贝尔开始，有人将新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即基于知识和信息而非基于生产的一种社会形态。

　　在今天的国际经济界和新闻界，有一个重要话题，那就是美国认为自己后工业了。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负面的，至少特朗普认为需要重新把美国工业化。这可以被视为新资本主义的一个反转。

　　然而，数码资本主义总的来说是一个正面概念，它可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自我拯救、自我创新的发展阶段。从二十世纪末至今，虽然有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经济或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尤其是2008年那场，都和新媒介经济、数码经济与金融资本有关联），但是在这三十年里，信息资本主义基本模式已经基本被认可，认为它带来了经济增长、社会繁荣，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造。

　　第二个关键概念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个概念主流经济学领域通常是不提的，经济学还认为自己是古典的、用古典市场自由主义的观念来描述市场应该是怎样的。但左翼的很多对于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都使用新自由主义（概念）。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状态，是冷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及改革。在这个框架下，这个概念是负面的，它强化了资本主义一些固有的矛盾，又暂时掩盖了一些迟早要爆发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不管数码资本主义被正面地看待为替代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形式，还是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保守、的新资本主义形式，我们在评价这两者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认为：推动新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硅谷新经济，或者说是数码新技术、电子信息技术。

　　我们社会应该怎么看待这种以数码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及新社会模式呢？ 这里出现了两种价值判断，或者说两种对新经济的文化期待。一种判断认为，这种新经济里面的主体，即人，是有创造性的，经济是基于创意的，即最重要的价值的创造者是知识，是信息的重新组织和包装，而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生产。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创意、创造性。

　　Creativity这个概念，自然联系到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因为这个概念源于艺术领域。艺术家是creative的，艺术家的生产要同他人不同，是非常个性化的、创造性的。今天，创意概念逐渐转移到了科技领域，我们对科技人员、科技生产过程的一个正面描述会是有活力的、creative的，它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基于大工业生产、流水线，重复的、对工人有着驯服和守纪一致要求的模式，或者说对中产阶级也要求一致、同化的模式。

　　大众传媒中的硅谷成功者的形象是关于创新、个性、自由的，例如乔布斯、扎克伯格的不拘一格的形象。大众传媒还会传颂一些成功企业家的神话故事，比如比尔·盖茨退学、在车库里敲敲打打搞出计算机。（实际上这是不是事实？）我们对新经济产生另一种认识或期待：它是合作共享、非盈利的，科技人员、码农是和其他人分享信息的，比如开发源代码运动、中国字幕组、苹果码农社区的共享模式，这和早期科研机构、大学有关，是科研人员相互协作、交换信息的一种产物，我们因而会认为互联网是合作、共享的。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悖论。我们会认为互联网是非营利、无目的性的，但是互联网实际上是最大的经济或市场主体。比如乔布斯的“stay foolish, stay hungry”，让人觉得他们是无目的的，不是有意找投资、找老板，（推动成功的）是天才的灵光乍现，是如艺术家一般的创造。与新资本主义经济相关联的人群，除了高科技公司的CEO、管理群体、科技人员，还有艺术家、高校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大学生，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推动平权环保等进步主义运动的主体，他们的文化传统是和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关联在一起的，一直到现在。像（临近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还是重要的反文化运动的集结运作中心。

　　硅谷新经济的另一幅面孔，和许多对当下社会价值观的批评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代心理学家有很多前沿观察，可能因为他们处在第一线，（遇到）出现心理问题的大量案例。当下心理咨询的产品非常多，人们可能非常需要心理服务。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发展出对当下经济体制下主流价值观的一些总结，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人格：消费文化、经济理性、自利个人主义、从众、恐慌、财务自由、自我改造、阶级与性别权力的重新等级化、排斥“他者”、拒绝团结。

　　我们总说数码原住民，其实还有消费文化原住民，在中国他们几乎是一代人，是重叠的，我们（这一代）有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种变化、代际差异。年轻一代对消费文化的回应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但在我们这一代看来，（这种现象）是过度消费文化的。比如年轻人对品牌的挑剔、品牌和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建构间的关系……很多细节的知识，对于我们而言，是庞大而复杂的。

　　从二十世纪末以来，主流文化推崇的对个人成长的建议，是经济理性的，对主流社会的建议也是经济理性的，即人要通过经济成功来对社会做贡献。在家庭教育、校园教育中，对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考量越来越多。我小孩在小学，在家长群就会感受到很多恐慌，孩子如果进不了这个学校就不行了，要学英语、数学，还要学机器人，即所谓的STEM〔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编者注〕，不学就不行了。所以我只能选择性地屏蔽家长群。现在很多公众号文章很会激发恐慌感，别人的孩子、别的学校都在做什么，你不做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了。

　　整体上，我们进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文化。个人不断受到这样的压力和刺激，我们追求财务自由，为了得到认可，为了找到合适工作，经过比较而不断自我改造。福柯所说的权力的规训，已经成为被内化的权力，而不是外在的强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新的社会文化是我们不断要提升自己，否则就要落后于社会。

　　硅谷近期也开始出现一些负面报道：硅谷的厌女症、女性在硅谷遇到的麻烦、互联网经济基础中的产业等，这些阴暗面也开始被讨论。还有，在硅谷和加州意识形态中重新建构出来的一套新的人种、人口的等级制度，一些是更酷、更前卫的人，另一些是希拉里所说的没希望的人，他们把川普推上总统宝座。

　　我的问题是，前面说的是反文化运动的遗产为互联网经济带来的一些文化光环，后面说的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当代文化的一些特征。它们集中在硅谷新经济，或者说参与硅谷新经济的人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

　　反文化运动通过呼唤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观，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进行批判。在西欧和美国发生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借用了一些激进的文艺思想、社会思想，来重新规划社会关系。反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一整套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是让人不满、令人压抑的。

　　所以说，反文化运动是有社会主义的内容的，但是它为什么随着冷战结束逐渐减弱、消失？新自由主义的内容又是如何潜入的？二者如何巧妙结合在一起？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研究，在当代已经扩展到了文化层面。这一个表格总结的是（文化研究学科）关于新自由主义人格的共识。

　　文化研究在social media（社交媒体）、 popular culture（流行文化）、真人秀等大众文化中寻找新自由主义人格的建构。它的第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个体与所有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包括亲密关系层面的。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说，这种系统、这种工具理性的运作领域已经从生产领域到达了人的生活与内心领域。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是一个过程：在资本主义把所有可以商品化的东西都商品化后，它就会进入个人生活，来商品化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人格。最终的商品化形式是，人与人的关系除了契约关系没有别的关系。比如，家长对孩子（的养育）是不是一种投资，我的学生会抱怨，说小时候家长会斥责孩子，说我白养你了，我的投资亏了之类。把亲子养育当做商品看待。不过这只是口头上的说辞，但亲子关系是不可能真正用商品化（思维）做决策的。但是婚姻（领域）是愈发商品化的，比如门当户对、婚姻规划等都和契约式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劳动变得流动化、不稳定，有各种不安全感，会觉得世界和自己是一个陌生的关系，处处要提防陷阱，这种不安全感会转移为对他人过度的警惕和竞争，以及对自己的苛刻，比如改变自己的身材等各种状态。这种不安全感又转化到对消费社会的依赖：比如怎么解决心理问题、语言沟通问题，总之都需要新的医药、美容、教育商品和服务。

　　新的文化还培育了民众要不断自我包装、自我营销的文化习惯，这也渗透到了学校。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强调自我展示的维度。我们那时候，反而认为过多的自我展示是不好的。这是很明显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在这个环境下，人的一个基本诉求是去寻找基本的认同：我是谁，我属于谁，我的群体认同从哪里来？就会有大量的消费品帮助我们获得这种暂时的稳定感。

　　今天回溯反文化运动苏联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展示的往往是一种资本主义内部自我更新的反文化运动，这是片面的。反文化运动不完全是代际的反叛，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更新，这些元素都有，但是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代表了两种社会发展道路的竞争，这个竞争有很度，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和平的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一战到二战的过程中，很明显，一战后社会产生了一些反思，但没有找到阻止战争爆发的机制；而苏联的加入，带来了阻止战争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

　　一战后的国际体系并没有讨论第三世界国家问题，国际体系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体系，但是二战后已经不再如此了。苏联加入使得以帝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显得不合理了，民族国家成为了基本元素，也就是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所以其实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受到战争摧残的民族才是反战的力量。

　　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元素加入了，这就是核武器。整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技术是一种非常规性的社会力量。总的来说，技术外在于人，取决于我们怎么利用。但是，核武器的规模、威力决定了任何战争——无论对外战争，还是对内推翻统治阶级的——都不再可能。二战后的长期和平，并不是因为人类有了更好的价值观、反战观念，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陷入到了只要打仗，就会互相毁灭的恐怖平衡状态。

　　系统论、控制论的发展，都是为了处理核武器的输送、发射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范畴，也囊括如今在讨论的如何反导、如何保证对方不敢发第一枪，它是美国战略家从博弈论框架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缩写是“MAD”，即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保证的摧毁。

　　这种战略会去思考：我们的武器（储备）达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它不是追求单方面优势，因为越有优势越容易发动战争——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认为自己有绝对优势，而当时，向第三世界发射核武器也还没有那么大的道德负担，就想动用核武器；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冷战后的海湾战争，美国自认为能很快结束战争，认为自己的伤亡将很小，就会轻易地发动战争。

　　冷战时美国的战略，也是要保证苏联有对美国足够的制衡能力。发展武器会消耗巨大的国民财力，所以只有实现MAD，双方才能都保持谨慎。

　　这种核威胁、核冬天的宣传，从美国50年代文化史看来，将当时的美国人置于了一种谨慎、压抑的恐核状态里，日常生活都处于核威胁中，家家户户都在挖防空洞。

　　所以反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诉求，是反核、反战。它要求双方彻底消除核武器，不相信这种机制能保护他们的安全，拒绝这种以导致全人类灭亡的方式来保障安全的机制。这是反文化运动的核心推动力。

　　（讲者补充：在70年代，苏美核武器已经可以摧毁地球好几次，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谈判后，核削减才开始，但核武的库存依然庞大。）

　　那么，怎么反对？就是要反对军事工业科研联合体，这个共同体不把工人、科学家以及对方国家的国民当作人，而把他们视作棋子，以博弈论、控制论方式进行沙盘推演。核武器使得这些大企业、军事企业发展蓬勃，与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关系密切，发展这些武器和产业，也是需要通过大规模机构联合动员与跨界合作才能实现。

　　发起反文化运动的主要是年轻人，尤其是来自于精英大学的年轻人，如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尤其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们会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员，他们被训练出来，就是为了成为这个大的军工体系中的一个齿轮。于是，他们的路径就是反对大政府和军事工业复合体。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厘清：我们认为冷战时期的苏联是大政府，但其实美国也是高效的大政府，不然无法开发那些庞杂的军事科研项目。

　　当时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南北战争后尚未解决的平权议题。有色人种在美国、尤其在美国南部没有得到全部的公民权。独立战争后，大多数黑人留在南部，他们并没有获得土地——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但因为没有土地重新分配的过程，所以黑人就成为了自由劳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与英国圈地运动很相似的过程：释放自由劳动力。

　　此后，直到美国北部工业化非常发达的时期，种族问题都还没有特别严重，因为黑人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来获得基本保障，特别是美国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整体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整体的福利水平提高减缓了内部冲突。

　　但是，在后工业化后，黑人在大城市里成为无产阶级劳动力，而中产阶级逐渐通过“不要输在起跑线”的一系列教育，整体发展起来，获得了社会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见民权运动的导火索是蒙哥马利公车事件，最激烈事件则是肯尼迪政府派了空降师，收缴了州政府的国民警卫队，保护一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一所白学。

　　这其实和美国宪法矛盾，一些州会认为对于一个种族态度也是州自主性的一部分，平权反而也是大中央政府对州自治权压制的一种表现。

　　白学生、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开始在这样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身份和优势地位，开始对“什么是美国”做出新的解释，构建更大的美国共同体的想象。他们还在社会运动中发展国内平权、女性主义运动、个性运动，这和国际反战（包括越战的激发）以及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迫都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想要寻找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其中，价值观改变方面的诉求开始变得核心。这与“政党直接推翻资本主义”式的方法产生了差异。虽然美国的年轻人在理念上，认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需要改造，但是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异化。即使社会组织形式改变了，如果人把他人当作他者，当作地狱，当作利用工具，人和人的关系不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才有了要从打破最基本社会机器开始，来改造社会的想法。

　　当时最明显的社会机器，就是军事工业复合体，支撑复合体的是大型计算机等工具。我们会发现，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的高科技，其实和当时的运动是对立的。当时的运动者强调不工作、反对工业伦理、反对工作纪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训练成绵羊，要去找华尔街的工作等等，这是要被反对的。

　　美国的年轻人认为他们需要新的实验，反对家庭关系、反对一对一的关系，是为了不被各种意义上的institution（“机制”、“制度”——编者注）驯服。比如嬉皮士购买土地，做“公社”实验，是要切割掉自己和商业社会的基本联系。这或许有种上山下乡的味道。他们的实验还包括亲自种地、制作工具、公社家庭等。

　　后来，公社解体，有很多很好的电影描述了这个解体过程，这和他们内部无法自我维系有关：有人可能最终受不了家里压力，年纪大了，不能一直玩下去，要去考法学院，回归主流社会。这是一个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过程。

　　在运动时期，有很多人通过摇滚乐、先锋艺术、有意识的进行性实验（来进行性解放运动）。后来，80年代，艾滋病大规模盛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恐慌。也是在80年代，保守主义有所回潮，大众传媒对此也做出渲染，说性解放运动迎来低潮。其实这和开放的性生活带来的传染病、和吸毒的副作用都有关，但是会被保守主义完全归咎于反文化运动或民权运动开辟的社会空间。

　　很多激进的文化，比如现代派诗歌、身体迷幻剂实验、东方宗教探索（藏传佛教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虽然80年始被消费主义收编、包装），比如以瑜伽冥想等方式来等改造自己身体，以精神的方式来超越那种压抑的、从小就处于竞争的游戏……这一切探索，在60年代，还是非常热烈的。

　　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作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非常详细地梳理了反文化运动中不同的流派。这三个流派，一个积极反战、反核，参与改造社会的民权运动；另一个主要进行嬉皮运动和公社运动，开展自我身体的改造。

　　第三个流派与另两个不同，发展出更多与新科技结合的趋势，也与新硅谷文化合流。这个流派发现了新科技，其中的代表，是《连线》（WIRED）杂志的主编。他出生于航天家庭，是斯坦福高材生，参与了公社运动，组织了《全球概览》杂志运动。这个运动给公社参与者提供包括帐篷、手电、登山工具、防雨雪雨衣、指南针在内的产品，这些产品来自航天科技，和我们今天很多广告很相似，比如说航天技术雨衣。广告会说，使用者如何得以在野外不依赖大型发电厂，而是使用小型发电机电池；时兴设计师设计出穹顶，沟通宇宙灵气与人类能量，这与阿波罗登月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消费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小型化、个人化。特纳认为，这是反文化运动与军工学复合体研发成果结合的重要机制，使得原来被认为是负面的（集权象征的）高科技、计算器，出现了正面形象。

　　必须要说明，计算机最早的隐喻是负面的、集权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Freedom Speech）运动中，运动者有这样一个宣称，就是拒绝成为数字，拒绝成为“打孔机”（operator）的纸条。这个打孔机的来源是这样的： IBM在早期只是为军工企业、电力行业、银行和石油公司计算所使用的机器，不是个人消费品，没有交互界面。当时实现计算功能，都需要一个operator，把命令转换成二进制代码，一个打孔机就是一个任务，输入到IBM完成后再给你，一个打孔机一天能做多少任务是有限的，任务单交给专职人员，还要排队。

　　那个时候，IBM还在帮着纳粹德国计算集中营效率。（学生们激烈地反对这些与纳粹的合作。）IBM其实一直没有在战争期间切断与纳粹德国的经济往来。

　　摘一段来自书里的描述，学生说 “We are a bunch of raw materials that don’t mean to be ...We are human beings!” 他们说，我们是一堆没有意义的原材料，大学就是把我们招进来，训练成成品，再卖出去，我们都是原材料，组织化的劳动力，但是我们其实是人！机器的运作已经让人非常厌恶了。所以我们必须反抗。

　　可见，在反文化运动的初期及期，机器绝对是人、人性，和创造性的对立面。直到计算器的小型化之后，隐喻才发生转变。这些小型计算机帮助个人的发展，成为个人的办公工具，帮助个人脱离主流沉闷社会，这是一个商业文化逐渐显示出来的过程，也是硅谷新经济崛起的过程。硅谷新经济发现，原来大型计算能力除了军事作用，还有其他商业价值。

　　与此同时，新兴中产阶级在反文化运动中，个体早已形成了新的一套价值体系。他们听摇滚乐、进行性解放、打迷幻剂，他们拥抱象征着自由、个性、创意、独立、反建制的价值-符号体系，而计算机公司的营销部门开始把计算机塑造为自由、个人、创意有关的商品。

　　1984年1月22日，在美国的“春晚”——超级碗上，苹果推出其PC（Personal Computer）产品Macintosh最早的广告：“1984”。“Personal” computer这个词本身也非常有意思，个人电脑最早的代表是IBM，苹果是之后才推出的，这个广告也就定义了它的文化标志，它和其他电脑的差异。

　　这个广告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当时反文化的一系列元素：蓝色背景是当时主流社会所想象的集权社会。背景的big brother很像奥威尔描述的，但其实是不太相关的，奥威尔说的是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是用camera（摄像机），而广告中是使用screen（屏幕），广告是在强调你被了，观者都是群盲、没有个性，不需要被驯服，这更接近于美国想象的苏联模式。

　　为什么说这个广告和IBM相关呢？IBM也被称为一个蓝色的公司——深蓝，可能和它的logo有关。所以广告里的蓝灰背景可以被美国人认出来是指代IBM的。而这个广告使用了一个colorful的女性者、使用了平权运动的个性形象，砸碎了沉闷的大屏幕。就仿佛你买了我们的Macintosh，1984（双关）就不会成为“1984”了。

　　历史上，广告公司的专家一开始并不认为这个广告很有效，这就是一个噱头。但是苹果Macintosh的销量之后遽增：100天，销售额超过1.5亿美元。也带来一种文化规范：科技商品如何成功？只要告诉你，这是一种自由的工具，这个概念就深入人心、耳熟能详。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数码产品公司、互联网公司都宣称自己是反文化运动精神的继承人，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公司文化、广告宣传。大规模的媒介机器开动起来，告诉人们只要消费电子产品，就可以让社会更美好、人们更自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进入科技时代我们就可以告别意识形态对抗与动荡的社会运动。

　　〔听众补充：Steve Jobs loves it, 甚至提议自掏腰包投放这则广告，但苹果董事会还是很不喜欢这个方案，甚至要求ChiatDay卖掉他们已经买下的90秒钟“超级碗”广告时段。ChiatDay联合创始人杰伊·恰特（Jay Chiat）下令该公司的所有人故意放慢速度，因此，他们最终只卖掉了30秒钟时段J9九游会官方网站，使得60秒钟的版本仍然得以在“超级碗”比赛期间对外播出。〕

　　多年前，我经历过一次和硅谷的文化碰撞。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专业是英语，有一次我勤工俭学去机场接微软的比尔·盖茨和另外一个同事。同行的人和我说，你看他们就是穿着牛仔裤就来了，一点没有架子！这很明显就是针对IBM等传统企业，IBM是一个等级观念比较强的公司。在十年代北京东边CBD的外企，基本是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样子，它们就是反文化运动所要反对的模式。而我们如今的新科技企业是“扁平化管理”、员工和领导之间“call first name”，而非实施等级制。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实际上是广告公司、时尚产业推动，非常聪明地把科技包装出先锋文化性，吸引新一代的消费者。

　　通过上述社会史分析，我想要说明，这段历史是有非常丰富的细节的，并不是很单一的过程，它充满了矛盾和内部的博弈。我们会看到，无论在历史的哪个时期，在科技内部，社会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遗产仍旧存在，并不是被科技公司的营销和包装完全收编。我相信科技不仅仅能够和资本主义的力量结合，也可以和人民的力量结合，这在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科技和推动科技，也取决于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公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设计思路是什么，服务对象是谁，是为了集体福利还是个人问题暂时性解决方案。

　　我恰恰想要批判、质疑这种观点。主流文化就是把科技发展归结于少数站在前台的科技英雄，归结于灵光乍现和天才的结果，而忽视了科技背后有人类意图的推动。我们需要挖掘这些人类意图，并把它们推动到对人类有益的方向，我从来不觉得科技是自己发展的，其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人的因素。

　　还有一本书我希望推荐一下:《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已经翻译了，很快会出版。这本书比前一本要复杂。作者斯特里特（Streeter）认为，每一个科技的发展背后，都有浪漫主义的推动者，不能把科技背后的人都理解为想让公司上市、股票升值、想把公司卖掉的人，他们背后是有理念的。只不过这种理念在实际过程中会有一些的变化。

　　这本书说，我们认为军事工业复合体是多么的，但是实际上，相互协作、知识分子间分享资料的方式，反而是在这个联合体当中发展出来的。比如，联合体的运转需要学科交叉。怎么拦截导弹？这是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再比如发展AI（人工智能），涉及很多语言学讨论，像讨论人类语言是不是一种复杂编码能力。如果确实是，那么计算机就可以实现模拟。

　　机器学习，到现在都是一个多学科的发展领域。科学家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如果沿用新自由主义观念，真正的科技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些理念背后的逻辑，可以推动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就看我们怎么挖掘它。

　　感谢吴老师的演讲，我的问题针对“1984”这个广告。当时广告公司的对象应该是男性，但是为什么选择一个女性来实现“打破”？

　　解读是可以有很多方式的。8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已经在美国生根发芽，即已经从精英知识群体扩散到了大众。扩散如何实现？靠大众传媒，大众传媒觉得这已经是值得推动的理念了。消费文化是保守的，需要迎合大多数人的品味。但是它也可以先锋，因为到了一定程度后，消费文化要细分市场，在大都会，面对职业女性，要建构进步女性形象，所以，消费文化在一些自认为前卫的公司里面，是可以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点很有意思，“1984”之中的那个女性，不是我们传统的女性形象，或者我们说是新保守主义回潮的、中国现在BAT企业所呈现的纤细女性形象，“1984”呈现的形象是粗壮的，穿着短裤、拿着锤子，不是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而是以一个者、一个先锋的形象出现。

　　这个背后有一个reference：在苏联和中国的宣传画里，女性是很突出的，如在农业场景、工业场景里，她们不是被有意识地安排一下，而是经常作为宣传画的核心形象。比如，在中国打败美帝国主义、在民兵、在农民队伍里，都不缺乏女性，而且是很劳动者的女性形象。

　　您会把反文化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现在商业化对立。作为经济学学生，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和其他社会学科越来越水火不容，不同的话语体系间隔阂很大。您认为这个可否解决？是否源自价值观的差异？

　　我觉得是这样的：经济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是自我科学主义的一套论述，逻辑自成体系。这种逻辑已与现实无关，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学科。但是之前的经济学是有经验成分的。

　　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比较传统的经济学，和现在的数理实证不一样，但可能得出比芝加哥学派，或者说左派的理论更加明确的结论。

　　你不觉得他们也是伦理驱动的吗？也是在反对了左派的伦理上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认为存在社会，个人是逻辑和利益的出发点。人文学科就不是这样的了，人不是一个本质的存在，人对利益的追求就是建构，人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两个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争论谁更科学，是争论不出来的，还是会进入伦理的争论也就是价值观的争论。

　　在技术层面，其实是要寻找证据，而前者是在做自成体系的推理。举一个例子，2008年之后，《锵锵三人行》的窦文涛找了茅于轼聊金融危机。窦文涛提问说，西方媒体都在问，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之前认为每个人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达成集体的善是OK的，现在却出了问题；我们原来认为资本家是不会故意破坏自己的企业的，认为唯一目的是让企业变得更好。金融危机里我们却发现了骗局，包括安然（一个美国能源企业）的破产，这说明了什么？它勾结审计公司、会计公司做假账，虚搞股票，导致公司破产，当时造成很多优质投资者缩水一半。针对这些矛盾，窦文涛说，这些预设前提是不是就不成立？当破坏工厂的私利大于维系的利益，资本家是不是就会去搞垮企业？他也就是在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不是出了问题。

　　结果，茅于轼不回应这些具体案例。从一开始，他就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大的差异在于市场很复杂，你不可能知道所有信息，生产最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链条的平顺……一个个人、一个组织是不可能全部收集清楚的，计划经济一定是会混乱的……又回到“只有自发市场才能健康运行”，论述还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展。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对话的。不讨论具体为什么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讨论无法开展。

　　或者是说，对于真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对他们而言不构成问题。进化论，市场嘛，有起有伏，企业会破产，市场是一个体系，是生态系统。左翼在意工人失业了怎么办，但是新的工厂也会兴建，新的产业产生了，所以对于他（古典自由主义）来说这就是健康的。大家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价值判断也是不一样的。